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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國際反酷刑日】被酷刑的維權律師自白: 王全章

王全章:建三江被拘遭遇記

作者: 王全章

 

“不許動!員警!”在半睡半夢中,我突然被一陣嘈雜的聲音驚醒。當時是2014年3月29日淩晨3點30分左右,我正睡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農墾局七星拘留所大門口的睡袋裡。我是一位人權律師。當夜,在七星拘留所門口守候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援助人士。我們的目的是救助前幾天被黑龍江佳木斯市建三江農墾局公安部門拘留的江天勇、王成、唐吉田和張俊傑四位人權律師(或前律師,因為有人已經被吊銷了律師證),他們是在探查當地黑監獄,以及為被當地公安非法拘押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時被拘留的。

“黑監獄”指的是這裡的青龍山法制教育基地,該基地是建三江公安部門為轉化法輪功學員而專門設立的羈押場所,類似的機構全國有幾百個。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以某種方式隱蔽而低調地運轉著。勞動教養制度被廢除後,這些法制教育基地被認為是變相的勞教基地。

一股強烈的燈光照射在我們臉上,我來不及恐懼,就被兩人從睡袋裡拖出,“把手機交出來!”我說:“讓我穿上鞋子,我的眼鏡呢?”沒有人理我。兩個人用膠帶麻利地捆住我的胳膊,我被反扣著,戴上黑頭套,沒有穿鞋,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拘留所裡面的狗猛烈而狂躁地叫起來,試圖要衝出來。有人喊,把裡面的燈打開,裡面沒有回應。

我穿著襪子,被送上一輛大巴車,他們開始清點人數,核對身份,我又喊讓我穿上鞋,還是沒有人理我。問我的名字,我說,我是王全章。我的頭被壓得有點緊,隱隱感覺在我的左前方一個人一直在抽搐,我稍微仰起頭,透過黑頭套,看到她的兩手一直在不停地發抖,旁邊一個女人說,她叫秦蘭英(音),大巴車一直沒有開,有人在給她做簡單的治療,一個女的說,打完針就好了。

我這是在哪兒?我來幹什麼了?我努力地回憶著剛才的場景,好像一場黑白的電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大巴車開始迅速地向前駛去。

我是在3月22日在微博上看到四位律師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在建三江被拘留的消息。當時我沒有太在意,甚至自私地慶倖多虧這次沒有過去,更多天之前,有被非法拘押人員的家屬問我有沒有時間去建三江青龍山,那裡有個洗腦班(指法制教育基地),關了幾個人,這些被關押的人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當時我正好忙著另外一個案件,抽不出身來,就沒和他們一同去,否則這次被拘留的肯定也會包括我。

輿論繼續在發酵,趕去救援的第一批律師蔡瑛、胡貴雲、蔣援民等人趕過去卻被拒絕會見,第二批律師伍雷、青石、李金湘趕過去也被拒絕會見。伍雷等律師開始宣佈絕食,但是仍然沒有成功。大家開始踴躍捐款以鼓勵和資助更多的公民和律師能夠趕過去援助,我捐了1000元,由於很多密集的工作學習安排,我確實不打算去了。

但是,我時時注意著他們的消息,前去的律師陸續回來,張俊傑被放出來了,他被打斷三根肋骨的消息迅速地傳播。我想,我不能回避了,我必須趕赴建三江參與救援。因為我在靖江被拘留的時候,那麼多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在聲援我,這些人成為我的朋友,現在他們出事了,我如果躲避,實在不夠朋友。

另外一個原因,我特別關注任意拘留的問題,我也一直在宣導拘留制度的改革,我曾在微博上發了一個“向拘留制度宣戰”的微博,現在的閱讀量達到兩百多萬了。我希望通過此事讓社會重視公安機關任意拘留的問題。

3月28日淩晨1點,我從佳木斯市登上了去建三江的路。行前,我試著在我一直處於禁言狀態的新浪微博大號上發了一條消息:“在奔赴建三江的途中”,這條消息得到了迅速地傳播。路上,我就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官員的電話,一番關切之後,他明確表示要我回去,然後我們就在電話裡談了一路,也沒答應他返回去。

3月28日淩晨6點,我被列車員叫醒,告訴我快到站了,準備下車。這時,同一個包廂的一個人突然跟我說話:“你是去拘留所的吧?”

我記起來他是昨晚一起從佳木斯上火車的乘客。

我回答道:“是啊,你怎麼知道的?”

“你在大巴車上打電話,我聽到了,”他說。原來這人跟了我一路。

我問道:“你是公安吧?”

“不是,我是別的單位的,”他說。

我接著問:“那你怎麼對這個事情這麼熟悉啊?”

他說:“這個事情影響很大,我們都知道。”

於是我們坐起來聊天,感覺他對王成、唐吉田、江天勇很瞭解,我斷定他是員警無疑,因為一般情況下,也只有瞭解情況的員警這麼熟悉這幾位律師。

馬上要到站了,他說:“下車後就當我們沒見過面,不要說認識我,要不然我就得跟蹤你。”

3月28日上午九點,我和付永剛律師一起去建三江七星拘留所遞交申請會見手續,遇到了襲詳棟律師和一些聲援者,大部分人我都沒有見過面,有些只是在網路上聽說過。因“要人權不要奧運”而被判刑的袁顯臣、楊春林也在這裡(袁顯臣是大陸人權律師,因為在2008年3月援助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下崗工人楊春林“不要奧運要人權”的簽名運動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楊春林被判處五年徒刑),襲律師在此已經堅持了72個小時,我們彼此寒暄著。

拘留所的人出來,把我們的手續拿走了。

我們站在門口等待著。黑龍江的春天,大地開始解凍,黑色的土地上漸露綠色的生機,路邊的冰雪已經融化,風沙很大,吹打在臉上,仍然感到寒冷,員警在我們四周遊蕩,對面車裡便衣不停地對我們拍照攝像。

兩個年輕人走過來,聽口音不是本地人。他們說是要打聽下這個事情,問我有什麼訴求。我相信他們應該是公安上層下來的人,說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希望能夠會見到王成等四位律師。

等待了一個上午,拘留所也沒有答應我們的會見要求。

下午三點,我回到賓館。休息了會兒,我起草了一個《拘留制度改革宣導者共同宣言》。我深感公權機關濫用拘留權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們必須做出努力,必須要改變。我在“宣言”中呼籲:

1. 立即停止公安機關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的決定權,保留其拘留的執行權;

2. 在司法系統中設立治安法庭裁判輕微違法案件;

3. 在司法系統中設立審前羈押法庭裁判刑事拘留案件;

28日晚上,北京市律師協會的陳副秘書長不停地給我打電話,催促我回去。我說我已經向拘留所遞交了會見手續,拘留所不安排我們會見是對律師執業權利的侵犯,希望陳秘書長利用資源協調解決這個事情。陳副秘書長說,你到哈爾濱來我再給你解決。我說,這邊去哈爾濱路途遙遠,也只會增加費用,你能否給協調一下,見完了我馬上就回去。

我們就在電話裡扯來扯去,一直扯到手機沒電。

在七星拘留所門口,我和其他前來的律師和援助者們閒聊著。很多人是從網上知道律師被拘的消息後,自發地趕了過來。其中一個叫趙遠的,戴著著眼鏡,胖乎乎的,是個理工男,在北京做網路技術。

我問他為什麼對這件事情感興趣,他說是因為薛夫順(山東異議人士薛明凱的父親,今年年初,從曲阜檢察院跳樓身亡)的死改變了他。

有一位很年輕的訪民,少了一個胳膊,什麼話都不說,一直沉默著。

我們晚上就睡在拘留所門口。黑龍江初春的晚上,非常的寒冷,聽著睡袋外面呼呼的風聲,仰望久違的星空,想到在裡面呻吟著的兄弟,我發了一條微博:清冷的夜,滿天的繁星,拘留所的燈光,刀尖舞者,我們在此守侯…

江天勇,原北京執業律師,曾參與愛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維權、北京律師直選、法輪功個案等多起維權行動。2009年7月被北京市司法局註銷律師執業證。

唐吉田,原北京執業律師,為土地被非法徵用受害者、法輪功信仰者、律師直選、捍衛公民政治權利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維權,2010年,唐吉田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擾亂庭審秩序”為由吊銷律師執照。

王成,杭州執業律師,參與了大量人權案件的代理工作,發起了“廢除勞教”的簽名活動,發起了推動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簽名活動,目前沒有律師事務所敢接收他。

押送我們的大巴車終於到了目的地,我們被摘下黑頭套。此時,天剛濛濛亮,我們逐個被帶下車,我向員警要我的眼鏡和鞋子,員警把眼鏡遞給我。戴上眼鏡,周圍立刻清晰起來,我注意到院子裡寫著幾個大字:大興公安。

3月29日上午8點鐘時,在大興公安分局交通事故處理科,問詢我的員警叢文東一開始還算客氣。他祖籍是山東文登市人,我們攀了一會老鄉,扯東扯西。談到建三江的由來,談到他的父輩如何從山東來到荒無人煙的北大荒,談到收入,談到當地的物價,談到自己一年光隨禮就要三、四萬塊錢,談到一直在民間流傳的周元根(即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上百套的房產,叢文東憤憤不平,破口大駡,工作這麼辛苦,就這麼點工資。

他說,現在的老百姓都刁了,20年前,老百姓來我們公安局根本不敢說話,兩腿發抖,現在他們動不動就告我們,工作不好辦了。今天早晨出來,我老婆還告訴我不要打人。

我說,你們或許覺得很委屈,但是其實也怪你們,員警只不過是執法者、搜證者,但是你們偏偏做了裁判者的事,既然你們做裁判者,一定要面對公民對不公正裁判的抗爭,改變其實很簡單,就是公安把拘留的裁判權交給法庭。

一個年輕員警端著一盒泡面過來,叢文東叫他讓給我吃,年輕員警很不情願地說,“我還沒吃呢。”

“媽了個x!放下!”叢文東像罵孫子一樣訓斥他,年輕員警乖乖地把泡面放在我面前,叢文東又出去給我找了根火腿腸、豆漿。

這時,過來一個個子比較矮的、頭髮半白的人,周圍的人對他都很恭敬,立刻起立。應該是公安局的頭兒,他厲聲問我:“法輪功是什麼性質組織?”

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問你法輪功是什麼性質的組織!”他聲音很大,根本不容我分辯。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組織。”

“你給法輪功做什麼辯護?”

“無罪辯護。”

“你為什麼給法輪功做無罪辯護!你是不是中國律師?“

我大聲地說:“法輪功是什麼性質的組織,我真的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不會為法輪功辯護,我也沒有能力、沒有資格為法輪功辯護,法輪功也不需要辯護,我只是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為他們的權利辯護,這個權利是所有人都有的,不管他是法輪功學員,還是殺人犯、貪污犯。”

他接著不斷地咆哮著:“王成的妻子叫什麼名字?!你們什麼時候簽訂的委託?怎麼簽的委託?你到哈爾濱,誰接的你?”

突然來了個電話,這個領導模樣的人出去了。

叢文東接著詢問我。或許我自己認為根本沒有什麼事情,我自己履行律師職責理所當然,或許剛才跟叢文東聊得很輕鬆,我放鬆了警惕。

一會兒做完筆錄,我簡單看了下筆錄,抗議道:“我從來沒說法輪功是邪教。”

做筆錄的員警說:“國家早就定法輪功為邪教,你不知道?”

我繼續抗議說:“我說的是‘1999年民政部取締了法輪大法研究會’,但你們給我記成‘1999年國家取締了法輪功邪教組織’”。

筆錄員警說,法輪功和法輪大法研究會是一回事。

我反對說,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法輪大法研究會不是一回事。

最後他們按照我說的做了改動。

然後我被送到候審室,在候審室,我見到了幾位同樣是來建三江參加此次救援的人也在候審,我努力地問他們的名字:肖全食,趙遠,翟岩民。還有位公民前額有傷,血跡斑斑,我竟然忘了他的名字。

非常奇怪的是,那位斷臂的青年小夥,我始終沒有看到。

下午1點後,叢文東繼續對我做筆錄,他一上來就說:“看來你是沒說實話啊。”

我說:“我們個人沒有什麼恩怨,但是既然你是在工作,我們就按照法律對待,既然你對我詢問,首先告訴我,我現在是什麼身份,我是嫌疑人還是證人。如果是嫌疑人,我涉嫌什麼違法?以便我回答。”

叢文東一下子被我問住了,不知道怎麼回答,想了一會,他說:“你既不是證人,也不是嫌疑人,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

我說:“那我怎麼回答?”

見我表現出不合作,叢文東嘴裡開始罵罵咧咧。

我繼續說道:“如果我是證人,中國有沒有強制作證制度?不作證有什麼法律後果,我願意承擔拒絕作證的法律後果。”

“沒有強制作證制度,也沒有法律後果。”叢文東不得不承認。

我說:“如果我是嫌疑人,那麼是違法嫌疑人還是犯罪嫌疑人?我有哪些權利,你要告訴我,我要聘請律師,你們要通知律師協會和司法局。”

叢文東又開始扯東扯西,記錄員警把這些列印出來讓我簽字。

我說我不會簽字,因為首先沒有解決我的身份問題,其次,你們並沒有如實的記錄,我的辯解你們都沒有記錄,而且你們也不能這樣來問我。

“別跟我講法律,在這裡有這裡的規矩,你說的話,我可以不記,但我問你的問題你必須回答。”叢文東越發蠻橫起來。

我也提高了嗓門說:“不跟我講法律?那追究我的責任你們又是按照什麼來的?我只是作為一名律師,履行我的律師會見職責,就被你們非法地傳喚。”

“法律沒有規定律師必須會見,”記錄員警大言不慚地說。

我說:“不能這樣理解,你作為員警,作為公職人員做什麼事情當然要尋找法律依據,法律沒有允許你們做的,你們就不能做。但是作為公民和律師來說,正好相反,法律沒有明確禁止的,我們就可以做。”

這時,又過來一位幹部模樣的員警,我問他的名字,他什麼也不說。但是他卻對我不著邊際地吼道:“馬航失事你不去,汶川地震你不去,偏偏跑到我們建三江來幹嘛?”吼完,他走了。

接下來,有個姓劉的大隊長讓我寫保證書。

我拒絕寫保證書。我問他我是嫌疑人還是證人,他說你還能是證人?嫌疑人唄!

過了一會兒,他自己寫了一份讓我照著抄一遍,我又拒絕了。

劉大隊長開始謾駡我,拿著保證書指著我的鼻子罵道:“你什麼xx律師啊,你的律師證是考的嗎?花錢買的吧。我看你腦子有病,你是精神病院出來的吧。”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著髒字。

叢文東也開始罵我。在那個下午,我聽到了一生都沒有聽過的污言穢語。

過了一會,一位姓王的副局長過來,讓其他人都滾出去,他列印了一個保證書,讓我簽字,王局長靠近拍著我的肩膀說,“在這裡我說了算,你看,我讓他們滾,他們都滾了。”

王局長說:“這個保證書,沒有任何效力,也不表明你承認自己違法,簽了這個字,給我滾出建三江,你愛去哪維權就去哪維權。”

我看了一下這份保證書,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不在建三江參加非法聚集等活動,一是不再參加法輪功的任何非法的維權活動。

我說:“我今天來不是為法輪功修煉者維權,是為被羈押的律師同行,再說,我本來辦理了很多法輪功案件,怎麼能讓我保證不再參加涉及法輪功的維權活動?”

王副局長說:“我寫的是不參加違法的維權活動,合法的維權活動,我們要保護你。”

我說:“合不合法還不是你們嘴裡的事,要不把兩項去掉,改成我保證不參加任何的違法活動,不就全包括了?”

“你沒有資格跟我討價還價,給你一分鐘的時間,不簽字馬上就拘留你!”他吼著。

我沉默了一會。

王局長打開房門,命令外面的人:馬上把他送到拘留所!

兩個人駕著我的胳膊往外走。

中途叢文東又把我攔回來。他說,來來,我們再聊聊。

又是一番語言轟炸,謾駡威脅。叢文東說:“不要你的命,也要你的一條腿斷。你也知道,現在冤假錯案這麼多,我們就是把你給冤枉了,大不了給你賠償,進了拘留所,我讓他們好好收拾你。”

我說:“你們還是拘留我吧。”

叢文東說:“我們不會拘留你,但是你今天不在保證書上簽字,走不了。”

突然,一個員警從後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一個員警上來強迫我蘸了印泥,抓著我的手用力在保證書上面摁了兩次手印。

我倍感羞辱,極其難過地哭了,兩個員警邪惡而得意地笑了,邊笑邊說,“怎麼就跟楊白勞賣喜兒似的。”

叢文東似乎也覺得不妥,又重新列印了一份保證書,說,“你剛才不是說要把‘法輪功’這段去掉嗎?已經給你去掉了,只有一句了,保證不在建三江參加非法聚集等活動。”

我說,“在法律上就沒有非法聚集這個詞,我不想簽。”

“為什麼不簽?這是按照你說的改的啊。”

我說,“我受到了屈辱。”

叢文東有些氣急敗壞,“你以為我真不能打你啊。”

他非常專業地把我的眼鏡扔掉,讓我面對牆壁,抓住我的頭髮猛的撞牆,另外一個員警用拳頭猛擊我的後腦。在我被撞牆的一瞬間,我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個人為什麼前額血跡斑斑。(後來我花了一些功夫才知道前額受傷的人叫孫文東,黑龍江哈爾濱人)。

我大聲喊起來:“員警打人了!”有個穿制服的員警跑過來,裡面的員警馬上把門關上,把燈關掉,叢文東迅速走了出去。

三個員警像饑餓的狼一樣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一個說,把黑頭套、電棍拿過來,一個員警掄起礦泉水瓶子要向我頭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張俊傑被打斷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懼。

我大聲喊,“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要見你們領導。”其中一個員警得意洋洋地說,“領導才不會來。”

叢文東又過來了,又變得和顏悅色起來。他邊扶起我的胳膊邊說,“簽完字就走人。”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變得非常脆弱。如果我拒絕簽字,隨時可能面臨新一輪的攻擊,看來拿不到簽字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我不得不妥協,拿起筆簽了字。

晚上10點多,外面一輛車把我帶到七星賓館附近,陳副秘書長穿著單衣,已經在冷風中等候了很長的時間。

當天晚上,返回了佳木斯市。當地一位律師協會的李姓同行,給我們安排好房間。李律師只做非訴業務,他辦公室的面積有四百多平,面對著松花江,當下,佳木斯市的房價已經漲到6000多元一平方米,但和陳副秘書長同來的一個人不停地感慨房價真便宜。

第二天早晨,李律師早已在大廳等候我。在一個四星的賓館裡享受美食,環境溫暖而優雅。“外面這條江,就是松花江,”大家一邊吃著早餐,一邊聽李律師慢條斯理地介紹,“你看現在江面仍然有很多積雪,但是上面已經不能站人了,現在處於融化的時期,我們叫它‘開江’,開江的時候,冰層的上面好像沒有什麼變化,冰的下層都已經變酥變脆,形成大小不同的冰塊,這些冰塊慢慢互相撞擊,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場面非常壯觀。”

透過寬廣明亮的落地玻璃窗,不遠處,松花江面,我的內心深處,真真切切地聽到了堅冰陸續斷裂、江水夾雜著冰塊在互相激蕩中分崩離析那巨大的開江的聲音……